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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《锦衣卫》结尾点题,谈到了“正义”。关于正义,葛红兵先生在《甄子丹新片<锦衣卫>观后》将其分为“天上的义”与“地上的义”两种:“一是天上的义和地上的义,两种义的区分,天上的义是由神的十字架救赎来演绎的,讲的是宽容和怜悯,而地上的义是由人的血和泪来建构的,讲的是快意恩仇,武侠/功夫片必然崇尚“剑”和“血”,因为它遵从地上的“义”;第二个区分是地上的义的两种分野,地上的义又可以分为法内和法外两种,前者基于法理,后者基于侠义。”—— (《甄子丹新片<锦衣卫>观后》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73d280c0100g185.html;)

    这种发现与区分是睿智与敏锐的,武侠的正义确实也应该有“天上的义”与“地上的义”区分,一是克服类型的狭隘,二是对主题的提升。关于武侠之“正义”,陈平原在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梦里谈了很多,也很深刻,这里不重述。陈平原先生其实也想将“正义”分为两种:世俗之义与江湖之义,后者与前者不同,也有超越。一般说来,好的文艺作品主题从来不是单一指向的,问题是,多指向的主题是不是就可以一盘散沙呢?从理论上说,主题指向越多越好,阐释和理解空间越大,问题是在一个故事里,总得有一个说明人物行动和情节发展的最终动机,或者说促使所有人物与细节向着唯一一个结局收缩的向心力。人物尤其是江湖儿女的行动总是自由的,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理由的,这个理由不仅要说服人物,也要说服观众,让他们觉得人物这么做有道理,有意义。

    回到《锦衣卫》,我觉得这部电影确实有两种“义”,我把它说成“英雄主义”与“国家主义”,两种“义”都算得上“正义”,实际上两种“正义”都可以解决情节发展的动机,问题是,哪种“正义”让导演觉得,或者说让观众觉得更有价值呢?《锦衣卫》的选择是,“英雄主义”服从“国家主义”,没有“国际主义”指引的“英雄主义”是野蛮的,没有价值的。我们注意到,促使青龙觉醒的是“国家主义”,而不仅仅是阴谋与背叛,在一个阴谋与背叛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,可能会将这些视为常态。一旦他们反抗和惩罚背叛,也离不开阴谋(阳谋)与背叛。青龙感动判官的,也是国家主义;乔花重新打起“正义镖局”的大旗,也是因为“江湖正义”经受了“国家主义”的考验与洗礼,虽然是以利益和胁迫为开始。

    武侠(小说)是中国的独创,在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之外还有许多作家,可是我们能够记住的小说并不多,拍成电影更少。主要原因是,可能导演真的觉得“江湖正义”没有多少价值,观众也应该是这样。如果我们回头想一想那些拍成电影并且有影响的武侠类电影,多与“国家主义”有关的,如《少林寺》、《新龙门客栈》、《四大神捕》、《小李飞刀》、《英雄》,甚至还包括《大内密探零零狗》等等。这些打打杀杀的江湖好汉、儿女情长、快意恩仇一旦跟国家主义发生联系,情节的主题就有了,故事也讲得理直气壮、顺顺当当,不必化过多精力去说服观众,他们看的故事有价值,人物有价值。

    怎么样让国家主义和英雄主义这两种正义统摄起来,听起来很难,做起来很容易:让江湖好汉去报效国家好了,怎么样让他们做得既有价值又漂亮呢?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报效国家好了,该打的尽情去打,只要打得对、大方向不错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,怎么样让观众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有价值而且是真的呢?这不是一个小问题,中国的观众最讨厌的是别人一本正经的说瞎话:你打了半天,也不知道是真是假,这根奥特曼打怪兽有什么两样呢?

    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,将武侠与历史结合起来就行了,打通江湖世界与历史世界,或者说将江湖置于历史之中,这样一来,这些江湖故事就不是骗人的事情了,中国人,读者或观众特别相信历史,哪怕历史的记录本身也是不靠谱的。我们刚才指出的电影都是如此:或者是真实(历史撰述意义上的)事件,或者以真实事件为原型,或者以真实事件为背景。

   其实,类型电影业存在兼类形象的,像刚才这些电影就是武侠与历史的兼类。当然,许多同类电影还加上了言情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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