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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女巫》的精神世界与形式探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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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言:文章发在《阅读与写作》2010年第5期。 

 

 

竹林的《女巫》自1993年初版以来,已经发行多个版本,销售量达几十万册,得到了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好评,在海外和台湾地区也有很大的影响。除作品出版发行外,台湾还有研究专集问世。在竹林的创作道路上,这部作品具有重要的转折作用,它似乎是对自己的生活积累、人生感悟、情绪郁积作了一个阶段性的释放和收束,然后转向青春文学的创作。这部小说,最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文学理想和形式探索特征,因此,我们可以把《女巫》可以归结为竹林(阶段性)的代表作。

《女巫》四十余万字,分上中下三卷,四十九个章节, 它讲述的是江南漳泾河畔一个叫做须二嫂的最底层女人,在遭受以须家宅阿柳和阿桃兄弟为代表的农村恶霸势力多年欺侮、求告无门后,被迫求助“巫”的力量,向这个世界复仇的故事。从题材内容上说,“写了清末以来,特别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艰难蜕变”,是一部“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”;从主题学上说,《女巫》涉及社会批判、文化反思、人性探索和宗教关怀等方面并超越了这些主题单一的表达,构筑了当代小说中十分独特的精神世界;从形式探索上说,它借用了悬疑小说、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,对题材内容和人物命运做了叙事学上的严密控制,却又改变和超越了悬疑与侦探小说的通俗旨归,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的能力。

同作者的其它小说一样,《女巫》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伦理观念,一切正义与邪恶、进步与落后、光明与黑暗都做了善恶的转换。万物有灵,众生平等。在《女巫》的精神世界里,不存在强者和恶者的逻辑,也绝不给他们以所谓的“必要”的代价、“有价值”的牺牲等冠冕堂皇的借口,从而去欺压善者和弱者。从(兰花)赵婆婆到(银宝)须二嫂再到叶瑛(还应算上春花)三代女人,最弱的最美的也是最善的,然而也是受伤害最深重的。最弱的女人总是受到最强的男人的欺侮,包括强占财产、殴打躯体、欺骗感情等。最屈辱的欺侮是强奸。

在中国当代小说里,基本上已经没有了“强奸”概念。比如,在莫言的《红高粱》那里,“强奸”是野合,先人生命强力的体现;在苏童的《米》里,“强奸”是男性对女性最有效的征服;在贾平凹的《废都》那里,类似的行为竟然成为男性对女性的恩赐。王安忆的《岗上的世纪》中,“强奸”(或者说“诱奸”)最后转换成了两情相悦。在一些更年轻的女性作家那里,不仅没有“强奸”一说,“性”的展示和想象反而成为女性对男性的征服、个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表征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,现实生活中明明存在的现象,我们的作家视而不见或者美化粉饰。然而,在《女巫》这里,“强奸”不仅存在,而且是最大的罪恶。万恶淫为首,在道德法庭上,快感不可以抵罪。这一点,小说表现出了与同时代众多男性作家,以及众多高扬女性意识的女作家,不一样的伦理观念。

最毒妇人心,是因为妇女受到的欺侮最大,所以仇怨最深。恶者是不可原谅的,只要恶者不受到报应。《女巫》弥漫着人间至爱,也笼罩着切齿之恨,这一点,在当代女作家那里也是非常罕见的。(同样,竹林从《生活的路》开始,到新近出版的“两岸人间”系列,一直在正面讴歌人间挚爱、大美、至善,也是非常罕见的。)虽然,阿柳杀过日本人,在物质上也一度改善过须家宅人的生活,但是作为罪恶之源,他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惩罚之前,弱者不会平静、停止报复。如何进行报复,冤屈如何得以伸张,小说又表现出了独特的理念:《女巫》不相信政治正义、法理正义等这些人间正义,因为在最弱者那里,事实上从来不存在。须二嫂最终知道,人不可靠,神也不可靠。幸好在非人和非神之间,还有巫。“女巫”就是依靠恶毒的咒语进行报复的,报复的程度必定与罪恶相当,不会多,但绝对不会少。因此,那些恶毒的男人,如阿柳、阿桃,遭到的报复是非常恶毒的,最恶毒的莫过于断子绝孙和乱伦。阿柳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(悦来),逼死了心爱的女人(两个荷花),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结婚了,并且生下怪胎,最后在“巫”的诅咒中可耻的、恐怖地吊死在柳树上,甚至还包括那个象征“恶”的柳树也遭到了雷劈。同理,善有善报,赵婆婆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儿子,过去的小宝、殷来,今天的“观世法师”,须二嫂(银宝)沉冤得雪。在政治正义和法理正义之外,《女巫》自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善恶正义。我们不能责怪弱者的“迷信”,如果弱者不“执迷”的“相信”在人间正义之外,还有一个善恶正义,那么能有什么信念支撑他们像蚯蚓一样,坚韧地活下去呢?

但《女巫》不是煽仇的小说,恰恰相反,惩恶是为了劝善。在以阿柳和阿桃为代表的“人的世界”和以赵婆婆、须二嫂为代表的“巫的世界”之间,还有一个以“莲花”为代表的“佛的世界”。“莲花”的世俗形式是荷花,至善的形式是佛法。我们注意到,《女巫》世界里,佛法是善恶、正义的准则。阿柳、阿桃、连生和尚的罪孽源自对“莲花”的亵渎(小尼姑和阿桃娘子都叫“荷花”,她们善良、温柔、美丽、至弱),而赵婆婆、须二嫂、叶瑛等弱者的仇怨也在莲花现身的时候得到申雪。正是“莲花”的存在,才使善恶有报,正义伸张。但是我们还发现,包括最恶的人,心中自有“莲花”在,正如阿柳、阿桃对各自心爱的女人(两个“荷花”)心存愧疚一样。佛法是平等的,它将“善”均匀的分配给了所有的人,包括坏人。所以,坏人也是人,《女巫》没有把恶人写成非人。佛法世界的设置,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《女巫》的戾气。小说结尾,须二嫂本想隐瞒女儿春花和阿桃的儿子明华乱伦的事实时,春花却产下一个羊角怪胎。她隐隐知道,上一代的仇怨已经转嫁给无辜的下一代。行恶者必遭报应,以恶制恶者,也将遭报应。佛法世界如同大海,只有它才能洗刷和包容人间的仇怨。最后,《女巫》又以象征的方式,给了世间芸芸众生一个廓大的灵魂皈依。

伦理叙事是《女巫》叙事伦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,但不是全部。叙事有伦理,伦理叙事是其叙事的一种,但叙事伦理与道德伦理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。叙事伦理是指作家处理叙事与生活的关系、态度和立场,具体表现作家对题材的处理和控制。不同的叙事伦理形成不同的形式探索。就目前现实主义处理小说和生活的关系来说,主要有政治叙事、伦理叙事、文化叙事、诗性叙事和现象学叙事几种,分别表达作家的政治观念、伦理观念、文化观念、审美观念,从而形成现代小说几个重要的小说思潮和叙事类型。

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典型的政治叙事,新时期以来的“伤痕小说”、“反思小说”以及随后的“女性主义小说”也是政治叙事的一种。《女巫》明显超越了“伤痕小说”、“反思小说”的单一政治诉求层面,虽然它也写了知识青年下乡过程中的悲惨命运、底层农民的血泪控诉,反思了农村家族制度的专制残忍、社会主义基层政权的封建遗留。它在这些就事论事的现实层面,加入了深刻的文化反思、人性发掘和宗教升华。而在“鸣不平”和虚拟的解决现实问题时,却不信任现成的政治正义、法理正义,而是坚持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民间信条以及神秘力量,这的确发人深思,意味深长。与女性主义政治也大不相同,虽然《女巫》叙述的是的主人公须二嫂,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坚韧的抗争。但是小说超越了女权主义叙事狭小的视野,须二嫂反抗的不仅仅是男权,还有更具体、更沉重的现实政权、恶霸势力、文化痼疾,它将女性意识与社会意识完整而完美地结合起来。它写了“身体”,可是这个“身体”要大于女权主义笔下的“身体”,联系着更大的“身体”:国家、民族和历史。

小说在刻画须二嫂对立面须柳生(阿柳)的人物形象时,表现出了较大的概括性,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内容。须柳生既是须家宅的族长,又是村党支部书记,最古老和最现代的结合在一起。他制造了现实种种的荒诞和悲惨,又是现实催生的产物。这个怪胎,的确是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特殊角色和怪胎。小说以一棵被雷劈掉一般的老柳树给与象征性的揭示:“也许,它真的是一个精怪,上下五千年集民族之粹修炼出来的一个精怪吧。”但是,须柳生必须一个人为历史负责和赎罪吗?我们注意到小说的引子《古堡夜话》,“猫头鹰的叫声使我对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婴儿感到恐惧。当妇女们抱着孩子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,孩子们稚嫩可爱的笑脸转向我,可我看到的却是血腥、腐尸和白骨——仿佛这些幼小的生命是沉积的罪恶之花,当他们开放时必将又衍生成新的罪恶。”这种生而有罪、无人不恶的观念不是“文化寻根小说”所具备的,它已经将人生的悲剧普遍化并且上升到哲学和宗教层面。

小说以极大的篇幅描写了江南的风俗民情、人文地理、时代生活、信仰世界,如天上莲花、死而复生、借腹生子、冤鬼附生、骆驼相面、乌龙取水、菩萨娶亲、女巫作法,以及江南的草长莺飞、柳暗花明、水乡泽国等等,无不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文化魅力。但是,《女巫》绝不是所谓的“文化小说”、“诗意小说”,它不是沈从文笔下的“边城”、,废名笔下的“桃园”、,也不是刘绍棠笔下的“运河”、贾平凹笔下的“商州”。这些文化的、宗教的、神秘的、风俗的不是小说的背景,独立的存在,而是小说的场景,以及心情、命运的外化与象征,与人物和情节的关系丝丝入扣,互为因果。须家宅不是作者的理想世界、世外桃源,叙事者对笔下的生活世界,有着大恨,也有着大爱。它既是诗意的,又是罪恶的。

如何将人物的生活世界与命运展现结合起来,小说表现出了高超的叙事技巧。超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、伤痕小说的刻意粉饰与血泪控诉,并不意味着叙事者一定要保持叙事中立和零度情感,在这一点上,《女巫》不同于新写实小说,也与“现实主义冲击波”以及“底层叙事”保持了距离。小说对故事的控制体现在两个层面,一是悬疑手法和侦探结构的使用,二是引子和尾声的添加。叙事学告诉我们,故事的意义以及意义的强度来自于叙事方式和结果。就人物命运和题材性质来说,《女巫》并非独一无二,但是它独特的精神世界却完全来自于独特的叙事编排。悬疑的设置引导读者在习焉不察的生活中“发现”人物的冤屈和悲剧,悬疑的悬而不决积累着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情节展开的势能。侦探结构配合了悬疑,集中了视线,引导小说向结局和意义突进。小说从故事人物的限制视角,一步步逼近悬疑真相,并解开悬疑。用悬疑手法和侦探结构去表现悲剧,改变了通俗小说娱乐追求的叙事伦理,但是它的负面结果是:同时也放大了冤屈和悲剧的能量,极易将主题引向单一、肤浅,痛感一旦完全释放,快乐随之而来。但是小说的《引子古堡夜话》和《尾声 夕阳下的怪胎》的使用,重新规范了小说的主题方向,迫使小说的主题沉潜下去。《女巫》就从一个表面的通俗小说,重新回到社会反思、文化反思、人性反思、哲学思考和宗教思考的高度。

《女巫》独特的精神世界与它独特的形式探索是一致的,这让它在众多的小说思潮和叙事模式中保持自己的独特性。从类型上说,《女巫》是一个跨越文体、风格、思潮、流派、(叙事)类型的混类小说,可以说是当代小说园地中的一种奇葩。但是,简单地给小说冠以“混类小说”,却是另一种简单和武断,一部作品如果能被理论整除,那它绝算不上优秀,好的作品只能是、而且从来都是理论的余数。实际上,《女巫》的精神世界仍旧存在于我们不断穷尽它的愿望和努力中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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